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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理念与展望——以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哲

时间:2018-10-23 12:30作者:admin打印字号:

作者简介:金寿铁,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长春130033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Globalisierung)这一多维度、多层次概念日益凸显,正以多种多样的方式重塑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社会各个领域,从而史无前例地变革现代社会人的生活的根本条件。全球化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全球化概念通过超越并消除文化、社会制度的地理学视界,把全世界整合成一个生活圈,直至形成一个地球村。尤其是,全球化概念与20世纪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紧密联系,例如冷战的结束、产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以及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等。(1)

  作为全球现象,全球化标志着围绕经济、金融、技术、环境等领域,国家间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存程度进一步加深。进一步讲,全球化概念促使各国市民意识到对作为全体的世界以及世界过程的责任与义务。与此相适应,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方兴未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等各个领域,其讨论范围包罗万象、无所不及,比任何论题都无可比拟地庞大而复杂多样。换言之,虽然全球化概念本身与资本的全球流动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但是,全球化概念不单单是经济、金融概念,而是与经济要素、政治文化要素以及媒体技术要素等彼此高度重合的混合并进过程。(2)

  实际上,冷战结束以后,与其说世界上个别国家间之间发生的根本冲突根源于社会、政治或经济差异,不如说根源于血统与文化、世界图像与规范、语言与历史等的文化差异。但是,如今这种文化差异因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凝聚、重叠这一全球化过程而日渐淡薄,甚至不断弱化。其结果,在全球化这座大熔炉中,“跨文化重叠”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再生产新的复合的混合形态文化,从而形成一种旨在促进不同文化间相互渗透、相互理解的新的交往场所和新的文化空间。不过,这种新的文化空间的基础并不是“文化帝国主义”意义上诉诸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霸权,对文化产业所实施的不同文化的同质化,而是诉诸新的文化纽带,打破西欧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促进跨文化对话,建构的跨文化认同,建立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的全球文化共同体。

  于全球化时代的这一“跨文化”大背景,就像在文化领域里需要一场革命性的跨文化变革一样,在哲学领域里同样需要一场革命性的跨文化变革。在跨文化大背景下,如果世界各国、各民族依旧天各一方、画地为牢,把所谓地域性的乡土哲学普遍化为“永恒哲学”的绝对原型,势必引起各种所谓“绝对真理”之间的激烈争执、冲突和无情倾轧。为了避免这种两败俱伤的争斗,我们理应谋求的并不是摧毁真理本身,而是摧毁对真理的排他性权利主张,以便确认并不存在唯一的绝对真理。这意味着不是以“天上天下,惟我独尊”的某一文化为中心,克服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在相互对立文化间的相异性中,寻求彼此间的理解可能性和相互借鉴性。因此,哲学的跨文化变革的先决条件是,克服过时的“单一文化中心”,即以欧洲为中心的片面文化“图像”,在全球范围为内,积极推进文化合作与交流,在各国之间,坚持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开放态度,创造语言的前理解,接纳不同的语言领域。(3)

  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哲学”(interkulturellePhilosophie)开辟了新的哲学研究领域,并为直观地获取这个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复合世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世界。“在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意义上,哲学实现自身,在此意义上,全人类的哲学经验一再回归,相互学习借鉴,一同生活”。(4)跨文化哲学在承认差异归差异的同时,通过协商导出不同文化间借以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的应对方案。据此,本文聚焦于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跨文化哲学的一系列理论主旨并不是破天荒的最新论题,而是早已蕴含在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关于世界哲学基本构想和具体任务的讨论之中。

  本文主旨在于强调,正如今日跨文化哲学所倡导文化的跨文化变革的必要性一样,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Weltphilosophie)也倡导哲学的跨文化变革的必要性。作为总体交往领域里一种罕见的思维尝试,他的世界哲学理念大胆克服古往今来对“永恒哲学”的种种传统表象,在人类得到共同体中,为全人类构筑了世界范围内普遍交往的思想框架。他的世界哲学理念不仅全面扬弃了把狭隘的特定地域思维加以划一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也积极获取了东西方多样哲学思维中多元主义的存在根据以及作为支撑正当性的差异普遍性。(5)为此,本文首先分析跨文化哲学的概念和内容,然后,在与跨文化哲学的联系中,进一步阐明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的理念与构想,最后作为本文结论,指明其现实意义和界限。

  二、跨文化理念与跨文化哲学

  就像不存在纯粹的“自文化”(Selbstkultur)或“跨文化”(Transkultur)一样,在哲学中也不存在纯粹的“自哲学”或“跨哲学”。本质上,一切文化和哲学都通过内外力量的相互作用而变化生成。由此可见,无论是文化还是哲学,对纯粹原生态的追问只不过是带有学究气的虚构而已。诚然,18世纪以来,按照传统的静态观察方式,人们倾向于把文化和哲学概念视为自给自足的封闭孤岛或“没有窗户的单子”。但是,如今人们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本着“内在本我与外在超越”的原则,开始关注无限生成过程的动态性,重新把文化和哲学视为一个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过程。按照这种新的动态观察方式,文化和哲学不是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僵死形态,而是兼具破坏和创造的生成过程。在此意义上,一如一枚铜币的正反两面,文化的单一性和多样性并非相互分离、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重叠、相互补充。

  与此相关,跨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既承认多样文化的正当性,又设法把这种文化多样性与单一的普遍真理结合起来。针对这一棘手而的全新问题,跨文化哲学提出了至关重要的“跨重叠概念。在此,所谓“重叠”意味着同时超越绝对同一性和绝对差异性,即一边维持一切个别文化的差异,一边追求指向一者的共同真理,从而形成更高层次上的多重综合。这时,所谓“重叠”并不意味着不同哲学传统的“折中主义”,而是意味着在接受和承认差异的前提下,使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和交往成为可能。进一步讲,根据“重叠”这一基本理念,哲学的跨文化理念试图克服“每一门哲学的文化困境”。(6)

  众所周知,“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us)不仅是一个地理学用语,也是一个文化用语,这种思维的实质是强调并拔高某一区域文化(例如,希腊文化、罗马精神等)的特殊性,进而使其普遍化或序列化。归根结底,重叠概念另辟蹊径,重觅思路,力图突破这种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狭隘的排他性的地域思维,在跨文化视域下重新审视哲学的多样主题,重塑包罗一切文化圈的哲学共同体。由于跨文化揭示多样文化圈内文化的普遍性格以及不同文化之间深厚的纽带感和内在关联性,所以它能够担保文化的多元可能性,坚守共同真理的存在可能性。不言而喻,这种跨文化是一个包容性概念,它不仅捍卫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互通有无原则,也认可因相互冲突、相互碰撞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

  新的跨文化哲学是一种新的精神形式和价值取向。基于跨文化理念的冲击和挑战,跨文化哲学跳出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在批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排他性权利主张的同时,也拒斥关于世界各国哲学的老一套价值判定思维。例如,跨文化哲学反对下述三六九等、对号入座的图式化倾向:例如,印度哲学是心灵的、宗教的哲学,中国哲学是实践的、实用的哲学,欧洲哲学是分析的、理性的哲学,非洲哲学仅仅是民俗学,如此等等。跨文化哲学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排除西方人的傲慢和无知,为长期受压抑、排挤的亚洲、非洲、伊斯兰圈等的思维方式鸣锣开道,大力营造,重塑哲学新形象。一方面,跨文化哲学赋予非欧思维方式与欧洲思维方式以同等的权利;另一方面,跨文化哲学坚持多元主义真理观,反对任何哲学传统对永恒哲学的垄断霸权。(7)

  与此相应,跨文化哲学也对迄今全部哲学概念和哲学学说持批判态度,因为这些概念和学说受到过分狭隘的、片面的、一义的德语和欧式专门用语的影响,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哲学术语色彩。跨文化哲学坚定批判基于欧洲哲学传统来界定诸哲学概念,明确要求哲学概念从欧洲中心论的语言中解放出来。因为语言的传统关联性并不能代替“哲学思维”,从事真正的哲学思维要比发现传统哲学概念重要得多、丰富得多。(8)换言之,在跨文化哲学中,单凭单纯的语言理解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哲学思维。据此,跨文化哲学反复强调,语言理解仅仅是理解其他文化圈的必要专业知识条件,但不是进行哲学思维的充分条件。

  这样,跨文化哲学的课题不是从自律性、完结性以及终极性的普遍观点出发,构筑所谓“全体知识”或科学哲学,而是以各自的特有方式接近形形色色的一者(Eine),从中发掘认识论的、形而上学的、伦理的、宗教的以及人类学的真理。然而,如果各国都以自身文化、传统、哲学、宗教为基础,对一者提出排他性的绝对存在要求,那么,它们就无法恰当地把握基于跨文化的必然的、内在的哲学文化,而在这样的文化缺席状态中,任何哲学的跨文化对话都将失去意义。因此,从一开始,跨文化哲学就不是赋予某一概念体系任何特权,而是谋求一种同时超越自文化与跨文化的开放文化,即混合的、多元的“第三文化”(DritteKulture/Third-Culture)。(9)

  在当今全球文化交流与碰撞日趋频繁之际,跨文化哲学有助于抵挡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倾向,即把一种文化或本国文化加以全球化,从而不仅可以提供展望哲学未来的哲学理论,也可以提供指明哲学前进方向的实践理论。此外,跨文化哲学提供关于人的本性的可塑性理论,也有助于我们从无偏见的、中立的视角看待跨文化,排除像E.胡塞尔、M.海德格尔等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地形图”(topos)。(10)跨文化哲学通过“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场所”这一悖论,倡导一种人人都可参与其中,人人都不可占有的永恒哲学的多态性(Polymorphie)。

  在此意义上,跨文化哲学不仅是一门开放的认识论哲学,也是一门包容的情感实践行为理论,从而这种多元主义哲学理论能够有效地防止独占哲学真理的错误。这样,跨文化哲学便通过“交往”(Kommunikation)既能发现并肯定多样文化与哲学之间的“重叠”,又能理解和肯定多样文化的范例。正因如此,跨文化哲学在思考的东西中,在言说的东西中,在行动的东西中,得以克服一切狭隘的、闭塞的“地域中心主义”。(11)于是,跨文化哲学最终导出借以指向变化了的世界状况的新的思维原理,并且,进一步构筑借以解释跨文化差异和变化的新的哲学思维框架。

  当代奥地利文化哲学家弗朗茨·马丁·维默尔(FranzMartinWimmer,1942-)将上述跨文化哲学的基本要义公式化,制定了跨文化哲学的具体实践规则:第一,跨文化哲学反对在唯一的文化传统圈中建立千篇一律的哲学纲领;第二,跨文化哲学随时随地都寻求哲学概念的“超文化重叠”;第三,跨文化哲学以人道主义为理论旨趣,并从彻底阐明人类历史的精神遗产入手;第四,跨文化哲学认为,当下种种文化问题和困境都是有价值的问题和困境,由此入手,跨文化哲学强调,唯当一切文化圈的哲学家们努力克服对传统或文化遗产的实质制约,彼此信任、通力合作、共享成功时,才能解决当下种种文化问题和困境(12)。

  三、雅斯贝尔斯跨文化世界哲学的理念与构想

  如前所述,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预先推定了跨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内容。根据这一基本判断,我们有必要简要考察一下他关于世界哲学的讨论。

  在纳粹种族主义恐怖统治下,从1937年起,雅斯贝尔斯超越欧洲-西方传统思维维度,开始研究东方的哲学思维和生存智慧。期间,他结识了德国印度学研究者、南亚艺术史学家海因里希·齐默尔(HeinrichZimmer,1890–1943),受其激励,他开始研究孔子、老子和龙树等东方古代思想家,由此获取了中国、印度、欧洲三重哲学起源的洞察力。此后,在那里,他不再把东方思维视为欧洲-西方思想中某一精神的单纯发展阶段,而是将其视为他的“世界哲学”这一宏伟构想的一个独立的、有区别的、独立的部分。在这种从“世界公民”立场所预期的哲学中,虽然诸如“欧洲-西方”和“东方”一类区域化的归属仍然保持其固有意义,但其有效性已经丧失殆尽。

  雅斯贝尔斯未来世界哲学理念包含历史与系统两方面。系统方面,他双管齐下,同时大规模地构建了“普遍交往逻辑学”和“理性哲学”。他的《论真理:哲学逻辑学第一卷》(1947)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与此相对照,历史方面,根据“哲学史是一个全体”的理念,他在理性的空间中,全面展开了“哲学世界史”。这方面,他走得很远。在以后的25年中,他孜孜不倦、笔耕不止,留下了2万多页的手稿。根据六个观察角度,即历史编年史的、事件的、个人的、发生学的、实用主义的和动力学的角度,他试图完成庞大的哲学世界史规划。

  怀着这一世界哲学史规划,雅斯贝尔斯一生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例如,《马克斯·韦伯》(1932)、《尼采》(1936)、《笛卡尔》(1937)、《谢林》(1955)、《库萨的尼古拉》(1964)等。他的《伟大的哲学家们》(1957)就是基于个人观察视角的世界哲学史专著范例。在东西交叉时间中,根据思想和个性特征,这部作品把东西方不同的思想家们组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中国的孔子、老子和印度的龙树。这是一部近1000页的鸿篇巨著,洋洋洒洒、恢弘壮观,但仍然是片段性的。第二卷是1981年据《遗稿》出版的精心制作的文本部分和要点笔记。1982年在《哲学世界史导论》标题下,出版了全部作品的导论。

  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的出发点是确信这样一种哲学的可能性,即源自不同文化起源的思维能够结合成指向一者的共同的思维。一方面,他坚定维护今日世界急剧变化中的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他强烈渴望从事哲学思维活动所必需的新的世界意识,即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对于在如此彻底改变了的条件下的哲学思维来说,精神的新形式是必要的。它们首先隐秘地产生出来。我们时代令人激动的东西在于,运用一件新东西将古老的、永恒的东西装在容器中,使我们可以接近它们。”(13)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新思想称作世界哲学(14)。雅斯贝尔斯把感知世界哲学这一精神的新形式视为这个时代哲学家们的历史使命,进而呼吁缔造这种作为新的世界意识的未来哲学。究其根本,雅斯贝尔斯认为,一切人都仅仅在其历史形象中占有哲学,因此谁也不能占有永恒哲学这一真理自身。

  作为一种普遍交往的思维,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的概念超越个别地域国家,超越特定民族哲学而指向人类大共同体的哲学思维。在他说来,作为一种植根于希腊传统的地域哲学,欧洲哲学必须超越迄今自身狭隘的交往场所,向包容世界的普遍理性的共同体扩展。惟其如此,它才能真正告别过去、轻装上阵,摆脱“欧洲”这一地域性和狭隘性,走上世界哲学的康庄大道。作为精神的“新形式”,世界哲学将古老的、永恒的东西装在容器中:世界哲学“导致理解中的无限开放性,将为实现对每个人绝对但绝非排他性的历史性而缔造空间。不仅如此,世界哲学还提供报告中的最大的精确性的可能,要求对哲学普遍历史的表象。”(15)因此,世界哲学旨在为统一的人类确保普遍交往的领域,从而它不是世界全体的哲学,而是超越地域中心主义的民主的哲学研究。在此意义上,作为普遍哲学的世界哲学“成为理性的工具论,成为思维可能性的全面系统论。”(16)换言之,世界哲学成为使世界范围内的思维交往可能的世界理性的逻辑学。

  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理念与他的哲学世界史理念密切相关。他坚定追随康德所开辟的“世界公民哲学”,反对柏拉图、普罗提诺以及全部“贵族哲学”传统。他坚信由康德开辟的哲学小路能够成为人类的康庄大道:“哲学是为所有人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糟了。”(17)正因如此,世界哲学对一切文化都敞开思维的共同空间,而这种开放的思维空间植根于多元主义真理观,即以对话为基础的人的生命的多元真理。不过,这时的对话已不是亚里士多德“Philia”意义上两个伙伴之间的爱或友谊,而是以大众自由和思维方式自由为基础的“公众的精神之战”。(18)由于摒弃任何物质的暴力,而只借助于论证来进行,所以通过这种对话形成的多元真理能够防止任何封闭的、独断的、狭隘的、排他性的真理。正是在此意义上,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所倡导的思维方式能够包容思维可能性的全体视域,成为活生生地表现世界意识的文化哲学。于是,世界哲学便求助于一切人,向一切人言说某种东西,从而成为能够敞开借以接纳哲学地命名的一切东西的思维空间。

  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的基本构想凭借三种方法,即文化人类学方法、历史哲学方法以及多元主义真理观展开。

  第一,在《哲学世界史》(1982)中,他明确地阐述了关于世界哲学理念的文化人类学前提。在本书中,虽然他没有直接使用“世界哲学”术语,而是仍然沿用“永恒哲学”概念,但是,鉴于二者意义的相关性,可以说,彼此无甚区别。重要的是,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普遍联系,哲学的历史与人类一样悠久。只要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哲学就将继续存在下去。“事实上,经常发生哲学思维。因为作为人的人,无论人知道与否,他都履行带有哲学意义的某种思维。哲学是人如何认识世界和他自身的方法,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人如何活过全体生命的方法。因此,与人一样,哲学具有如此悠久的历史。”(19)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雅斯贝尔斯在把哲学规定为获取伟大哲学家传统的“本质哲学”的同时,把哲学规定为源于历史过程中固有可能性的“差异哲学”。由此可见,哲学是在不断的变化中臻于完成,进一步讲,在一切哲学的历史形式中都有其自身不可占有的永恒哲学。因为永恒哲学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它通过相距最遥远的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创造出彼此关联的共同点。(20)因此,要想正确理解“跨文化”,不仅需要克服思维的历史文化界限,彼此尊重跨文化不可还原的明确差异,还必须承认外语准确翻译可能性的界线。换言之,跨文化哲学之所以可能,全赖于我们随时都能以脱胎换骨的崭新信仰接受这种哲学。

  第二,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关于世界哲学理念的“轴心时代”(dieAchsenzeit)历史哲学命题。为了构想人类历史统一的、综合的全体图式,他探讨了旨在阐明“人从何而来,以后作为什么存在”的轴心时代理论。作为包容世界各文化的一大历史事件,轴心时代以普遍的历史形态为基础,超出所有不同文化、哲学以及信仰的差别,确立将世界视为统一体的世界意识,从而获得某种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共同的东西。只有以这种经验的历史为根据,追求轴心时代历史进程的模式时,才会发生各文化圈之间的无限交往。对此,雅斯贝尔斯明确写道:“世界历史的这个轴心似乎处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在公元前800至200年之间精神发展的过程之中。”(21)这个时期既是同时代的又是彼此独立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在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以及希腊等地同时但彼此独立地产生了众多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高度评价轴心时代,因为正是在轴心时代,人意识到了作为全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界限。在此,应当注意的是,他不是从历史学视角确立轴心时代,而是从历史哲学视角确立轴心时代。

  这个轴心时代“成为将人类置于世界历史的同一个联系的粘合剂。”(22)如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交通和通讯的发展早已使地球成为一个整体,从前地域历史的聚合已成为“地球的事实性总体历史”。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随着哲学的跨文化交往日趋频繁,人的存在正在发生新变化,因此,人们自然越来越关注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他的世界哲学强调,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和目标,因而应通过无限开放的交往,让一切人都自由地实现共同的人的图像。这样,雅斯贝尔斯就通过轴心时代理论解决了他的世界哲学的理论根据,从而剥夺了希腊-欧洲文化及思维空间中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哲学特权。应当说,一旦他所提出的这一世界哲学的理论根据得到确认,不仅欧洲中心主义原则上将会被克服,而且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的可能性也得以确立。

  第三、在《面临启示的哲学信仰》(1962)中,雅斯贝尔斯阐明了多元主义真理观,进一步奠定了世界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大全样式(WeisedesUmgreifenden)的每个样式中,都有其固有的真理意义。”(23)在“此在”中,真理的意义在于生命的自我保存和个人的幸福;在“意识一般”中,真理的意义在于思维的普遍妥当性和有效性;在“精神”中,真理的意义在于理解的运动以及被理解的东西的理解;在“生存”中,真理的意义在于借助爱和理性的反复,在历史地进行的无条件的决断中,与根源融为一体。简言之,人生活的真理(Wahrheit)以及解释世界的真理是多义的、多重性的。因此,检验一种哲学思维的真理标准在于,这种思维是促进交往还是阻碍交往?如果这种思维呼唤人进行交往,它就是真实可靠的哲学思维,如果这种思维引诱人走向孤独,它就是虚假不实的哲学思维。“交往是通向一切形态真理的道路。”(24)只有在世界哲学中,多元主义真理概念,即“真理是连接我们的东西”才成为绝对指导性的、在公众中富有影响的真理概念。

  按照这种“多元主义真理观”,由于所有宗教和传统都具有历史性,所以其真理不应执著于排他性的权利主张,而应回溯自身多样历史现象中显现的那个“一者”的根源。没有植根于自身固有传统的文化,就没有本真的文化。但是,在自身固有传统基础上,各种文化还必须积极参与过去3千年的人类精神传统,从自我中心主义的固步自封、孤陋寡闻以及排他性的非宽容中解放出来,跨步走向宗教与哲学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的跨文化交往。以这种开放交往思维为根据的世界哲学意味着,在宗教或传统中,排除一切形态的排他性,废除任何形而上学真理的客观化。

  如果我们如实接受雅斯贝尔斯的这种多元主义真理观,那么迄今支配欧洲全部精神生活的传统思维方式及其真理观就像阳光下的冰山一样分崩离析、消融瓦解。因为欧洲传统思维方式的症结恰恰在于将欧洲中心论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视为客观的、科学的认识类型的典范,并试图以此为根据,寻求关于哲学真理根本问题的解答。其结果,欧洲传统思维方式就通过真理的固定化和垄断,提供一种千古不变的绝对知识,致使世界哲学的可能性化为乌有。如此形成的绝对真理不是主张真理的多样性,而是主张唯一的、单一的真理。然而,究其本质,这种唯我独尊的真理观充其量是欧洲人自欺欺人的幻想、一厢情愿,充其量,反映了他们生存的虚弱和内心的贫乏而已。(25)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欧洲人自以为是、夜郎自大,他们所谓“绝对知识”只不过是不容分辩,不可洞察的排他性权利主张而已,而这种近乎狂热的独断论正是世界哲学多元论真理观的最大障碍和威胁。

  综上所述,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的创造性理论贡献在于,在当时欧洲精神一统天下的状况下,几乎独一无二地倡导和推进了哲学的跨文化变革和思维方式的世界化。他的世界哲学的主旨在于,放眼世界,回溯轴心时代,超越特定文化圈,基于东西方两极世界观,把对传统哲学的理解扩大到对全人类共同体验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应当通过跨文化对话,在总的开放性交往中得到实现。换言之,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是这样一种思想:它在普遍交往中始终关注着个体的自由,它借助真理、自由、理性使个人达到自身,使世界达到统一。(26)

  四、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的意义与界限

  至此,我们以跨文化哲学为中心,聚焦探讨了雅斯贝尔斯指向未来的世界哲学理念与构想。毋庸置疑,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既是全球化时代条件下的一种“精神的新形式”,也是一种展望未来的“新哲学”。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在他逝世30多年后的今天,他的“世界哲学”(Weltphilosophie)理念并未受到学术界特别的关注。相反,根据跨文化哲学观点,一些学者不假思索,对他的世界哲学理念提出了各种批判。概括起来,这些批判观点可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从思维一般基础上看,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仍未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思维的框架。换言之,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似乎走回头路,重拾为跨文化哲学所完全排除的东西,即“永恒哲学”的传统表象。(27)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批判观点混淆不同概念,模糊重点,转移视线,恰恰混淆了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与永恒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前者是从开放的交往意愿出发,为人类创造作为统一性的普遍的交往领域的思维,后者则是梦想超越时空,力图创造所谓作为宗教和科学的“全体知识”的普遍真理体系。

  第二,从思维广度上看,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未能确立哲学的“最终统一”,即借以包容不同文化圈中全部多样哲学传统的无所不包的“统一哲学”。(28)应当承认,雅斯贝尔斯把创建世界哲学史视为自身毕生的课题(29),但限于时代条件,未能明确地规定世界哲学的具体内容。不过,这种批判观点混淆概念、以偏概全,同样是缺乏客观根据的。因为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的理念是“尝试性的而非占有性的”,其目标不是提供现成的完备的哲学体系,而是指明普遍的哲学交往这一尚未完结的过程的理念、呼吁、定位和路标。在通向哲学的道路上,他意识到,他的世界哲学在客观形象中不能提示任何最终的统一性,而只能提示借以一边经验其统一性,一边肯定真理多样性的行动指南。

  进一步讲,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哲学的“追问”本身比对这一追问的解答重要得多,而且一切解答总是成为新的追问,就此而言,哲学成为永无终结的半路上的哲学。由于这个缘故,在某种意义上,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是把哲学加以主题化的一种象征尝试,其根据是,寻求多样思维中隐匿的共同的关联性,即哲学传统中与包罗万象的根本知识联系在一起的前提。(30)因此,他的世界哲学不是植根于历史经验的前提,而是植根于哲学最初的论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世界哲学与跨文化哲学的基本理念一脉相承、紧密相关:即借助普遍交往的根本意志,谋求思维的统一性。

  鉴于我们时代的全球现实,雅斯贝尔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敏锐地预见到:“我们是从欧洲哲学的暮色出发,穿过我们这个时代的朦胧而走向世界哲学的曙光。”(31)在全球化时代,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提供了不同种族、民族、血统的人们借以交往和理解的平台,使得他们有可能“在人类的大共同体中,在一个共同的空间中思想。”(32)对此,J.哈贝马斯深表赞同,但他感到一丝遗憾,因为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过分侧重伦理自我交往以及无条件真理领域的相互交往,以至于在道德、法以及政治层面上,他未能把交往的理性所具有的规范内容进一步扩大到深层讨论。(33)尽管如此,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的独创性意义在于,它从交往的理性这一根本意志出发,为人类提供了将世界统一的目标加以现实化的理论空间。应当说,这正是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对当代跨文化哲学乃至未来一切哲学的一个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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