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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西之辩背景下的中国哲学观

时间:2018-09-21 14:35作者:admin打印字号:

《中国哲学简史》是哲学家冯友兰的重要著作,已成为许多大学教授中国哲学的标准教科书,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读书。该书系冯友兰于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授课时的英文讲义翻译而成。有学者甚至认为,这部著作可视作冯友兰哲学体系的浓缩。以往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大多采取以历史年代为纲的编写体例,因此往往无法完整呈现各思想流派的嬗变历程。《中国哲学简史》则依据各主要流派--包括道家、儒家、新道家、新儒家、佛学等--自身的发展脉络来进行内容的编撰,故而有利于读者对各个流派的思想观点进行整体把握,而不至于前后隔断。同时,由于该书是由演讲稿整理而成,其文风通俗易懂,易于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此外,书中各主要篇章对中国哲学各个流派的思想进行了精炼的概括,这也有助于一般读者更好地把握各个流派的核心思想,不至于因冗长的论述而抓不住重点。
 
  该著作从根本上有别于众多同类论著的地方在于,其对中国哲学史的阐析始终是在一种强烈的中西文化之辨的背景下展开的(运用西方语言向西方人系统介绍中国思想)。因此,该著作在这种自觉的文化比照中形成了关于中国哲学的独到见解: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及表达形态,同时其须借鉴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和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推进自身向着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形态转变。这一见解至今仍富有启示意义。
 
  一、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
 
  哲学起源于西方,古罗马哲人将其定义为“爱智慧”,意为生而为寻求真理。中国古代哲人似乎没有对哲学下过定义,甚至连“哲学”这个词语都是近代从日本引进而来的。作为近代中国卓有建树的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哲学的本质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他看来,正因为哲学的反思对象是人生,所以哲学中宇宙论和知识论的产生其实都与人生密切相关,之所以有宇宙论,是因为人生的背景乃是宇宙,之所以有知识论,是因为这种对人生的反思本身就构成知识m。冯友兰从对人生进行反思的角度来定义和理解哲学的源起,并从以人生为对象的思考而导出人生论、宇宙论和知识论的哲学研究范畴,这与西方哲人对哲学的理解是有明显区别的。在西方,哲学最核心的问题是所谓本体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对于哲学就有“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的划分:如果说“第二哲学”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物理学或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那么,“第一哲学”作为“形而上学”或所谓“后物理学”,则致力于探究世界的本原问题,它探寻世间万物的终极依据和动因,亦即所谓“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在西方哲人看来,只有这种以探究世界本原问题为职志的学问,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即“爱智慧”“求真理”m。由此看来,中国哲学式的本体论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存在着根本差异,如果说西方哲学源起于对人之外的所谓“存在本身”的追问,中国哲学则萌发于对人自身的生命存在的关切。可以说,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关切,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才是中国哲学的本体论。
 
  二、中国哲学的价值论
 
  对于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中国哲学的精神特征,冯友兰认为,对中国的哲人而言,人生的最高目标是成为圣人,而成为圣人,即意味着实现个人和宇宙的统一,即所谓“天人合一”。为达致这一目标,在中国的哲人面前存在着2种处世哲学,一为“人世哲学”,一为“出世哲学”。在冯友兰看来,人世和出世这2种思想倾向的对立,有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立,中国哲人的人生使命正在于将这两者有机统一起来。他指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寻求对这一人生根本问题的解决,中国哲学理想中的圣人,即拥有所谓“内圣外王”人格的人,就是在思想和实践中实现了人世和出世有机统一的人U]o笔者认为,冯友兰的这一分析是深刻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哲人,无论出世还是人世,似乎都离不开要追求所谓“内圣外王”的目的。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众多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这种实践的品格,深深地塑造着中国哲学的精神气质和中国哲人的思想。
 
  三、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表达形态
 
  与西方哲学中常见的各种概念、范畴以及逻辑演绎、繁缛论证不同,中国哲人更多地诉诸“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冯友兰指出,中国的哲人喜欢运用寓言、格言、比喻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表达方式是那些长期研习西方哲学因而习惯了严密逻辑推理的学者所不适应的,他们常常因此感到难以把握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U]。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类似于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区别。一般认为,西洋画重在写实,而中国画重在写意。注重写实的往往很难理解强调写意的趣味。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东西方的思维差异造成的,这种差异可以通过对中国画的类似评价来说明。对于中国人而言,齐白石那种寥寥数笔的水中游虾,是何等生动美妙,而西方人却未必有同等感受。因此,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视角来评判中国哲学是有失偏颇的。客观地说,中国哲学虽然没有西方哲学那种庞大的体系、精密和严谨的论证推理,但同样对宇宙、世界和人生等各种哲学问题做过深人思考,也有不少真知灼见。谁也无法否认,《易经》《论语》等经典虽历经2000多年的时光,但对于当代人理解宇宙、人生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中国哲学之所以会被西方人误读,也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关。关于这一点,冯友兰的观点颇有见地。他指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2]o按照冯友兰的观点,中国哲学之所以被误读,与作者自身并非“专业的”哲学家有关。作为一种“非专业”的哲学论述,其内容可以是不成体系的、片段式的、语录体的,这也造成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误解。
 
  四、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
 
  冯友兰在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中构成“哲学”流派的主要是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及佛教传人中国后所形成的佛学思想,而诸子百家由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所倡导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只剩下了儒家与道家。因此,汉代以后的中国哲学演变,除了佛学引人外,其演绎道路只有“新儒家”与“新道家”两家,包括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都属于“新儒家”学说,虽然二者的观点有较大差异。
 
  儒家的代表人物为孔子与孟子。冯友兰特别强调了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并将其核心思想概括为:“正名”“仁、义”“忠、恕”“知命”,认为其是“中国的第一位教师”w。关于孟子,书中介绍了其“人性善”“政治哲学”“神秘主义”等。书中用大篇幅介绍的另一个思想流派是道家。冯友兰认为,先秦道家哲学的发展有3个阶段:属于杨朱的那些观念,代表第一阶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阶段;《庄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并指出道家的思想动机就在于全生避害。在他看来,《老子》试图揭示宇宙事物变化规律,认为一个人如果掌握这个规律并适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就会使事物转向对自己有利;《庄子》则试图“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待生死、看物我”,从而实现一种更高的超越。冯友兰认为,《庄子》的这种超越“也是避的一种形式;然而不是从社会到山林,而很像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2]。儒家与道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新儒家”发展成为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新道家”则分为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主理派”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精粹的“主情派”。而中国佛学的建立,也是中国哲学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冯友兰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经与中国思想的结合,从“在中国的佛学”转变为“中国的佛学”,这种转变类似于某种思想的“中国化”过程。禅宗就是这种转化的最典型代表,这种“不修之修”“顿悟成佛”的观点,融人了中国道家文化的特点。
 
  书中还提到,中国哲学自近代起接触到了西方思想,其中以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的影响较为深远,而在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的人物中以严复、王国维的贡献较大。
 
  五、中西哲学差异的成因
 
  要理解中国哲学,离不开它产生的背景和条件,这也是造成中西哲学差异的重要原因。对此,冯友兰从中华民族的“地理背景”“经济背景”“家族制度”“方法论”“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等诸多方面加以分析。
 
  一个国家的文化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冯友兰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地国家,而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古希腊,则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型地域。这种地域上的差别,造成了生活内容及思维方式的不同。冯友兰指出,中国的思想家与生活在爱琴海沿岸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不同,他们从未有过在大海上航行冒险的经历,因此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文明,包括它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角度。中国作为陆地国家,其主要的经济活动是与土地打交道,以种植各类作物为主。这种农耕文明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因此,中国哲学中十分关注自然,也因此产生了“道法自然”的思想。而创构西方哲学的古希腊人则生活在海洋型国家,依靠商业和贸易维持其经济繁荣,因此,数字成为了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古希腊哲学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会以“数”作为万物的本原。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一切事物都包含着数量关系,数与万物之间的联系远远超过了水、火、土、气等任何一种元素与万物之间的联系”。冯友兰提出,正是由于中西方文明产生于不同地域而造成了其在哲学上的差异。冯友兰的这种观点不属于西方思想家所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纵观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所在地域的环境特点确有很大关联,这是得到历史验证的。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在于将这种关联性无限扩大,并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全部方面,甚至提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之民族”w。因此,冯友兰基于历史经验而对中西哲学的差异成因做出的推测,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有着本质区别,故是有说服力的。
 
  六、启示
 
  冯友兰是中国近代少数能够创立自己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为世人勾勒出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面貌。该书反映了冯友兰成熟的哲学史观,其准确的描述和得当的选材,不仅深化了人们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也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走向现代化。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位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并接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学者,冯友兰不仅对中国哲学予以了体系化的梳理,还基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角指出了其不足。他认为,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并没有产生过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形态,而只有过“上古和中古哲学”,相比之下,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和逻辑分析方法等近现代成就,则为中国哲学所匮乏,这是中国哲学尤其需要向西方哲学学习借鉴的。这种客观看待中西哲学差异以及在学习借鉴方面所持的开放态度,尤其值得后人学习。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冯友兰对西方哲学抱持的开放心态,并借鉴其理性主义精神和逻辑分析方法以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相较于那些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方式与做法,无疑更具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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