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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I辑

后现代视域下的异化理论探析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启示

时间:2018-10-18 13:58作者:admin打印字号:

 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型社会转为消费型社会,加之全球化的开放世界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不得不承认人类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态——后工业状态。其表现不光在具有工业文明传统和相当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西方社会,包括我们当代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随处可见:使人眼花缭乱的流行界,搞怪另类的娱乐界,信息量激增的网络空间,形式多样的信息媒体,新鲜刺激的视觉诱惑,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精致华美的商品包装,精当细致的股市运作,神秘莫测资金数字化流通,苛板的形式化的管理制度和社会分工,以上这些是生产生活上的表现,深层次的还有人们对于传统价值体系的反感,对于原有伦理道德的叛逆,对于既往的信仰的摒弃和对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的热忱等内在表现。“后工业社会”是信息和科学技术膨胀泛滥的新时代,在这种社会中,凭借高效率的经济生产和商业销售能力,靠科技力量符号化、信息化、复制化的人为文化因素,越来越压倒自然的因素,科学技术不但试图征服和宰制自然,而且也咄咄逼人地试图控制人本身;作为整个社会和文化制度维系基础的中心结构越来越松动,“去中心”的松散结构正迅速蔓延,社会风险性也因而增高。隐藏在这些表现背后的是一个个错综复杂而又由来已久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通过后现代哲学家的深度挖掘而在当下这个时空维度上集中显现出来,又结合了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上的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问世和生物学上的基因遗传定律的诞生所造成的人们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的浪潮,便催生了这样的理论现状——理性的坍塌,本质的垮台,基础的崩溃。然而理论现状是这样,可是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却未能完全体现。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在现代向后现代的过度仍在进行,仍是个未完成的状态。虽说未完成,但它表现出来的一些或深或浅的问题总使人犹疑不绝,其中的一个集中点便是“人的异化”。

  后工业社会异化的几个方面

  (1)绝对需要和相对需要的矛盾。异化的一个表现即为绝对需要和相对需要的矛盾。马斯洛的人的基本需要层次理论表明,只有处于第一层的生理需要属于绝对需要,其余的四层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都属于相对需要,这五层需要相互关联又逐级递升,只有满足较为低级的需要时,较高级的需要才能成为可能。而在当下社会,在物质资料极为丰富的条件下,人们对温饱,健康,性等绝对需要充分的满足,但另外的四层相对需要的满足却越发地与人们渐行渐远,精神层面的需求可望而不可即。用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的话讲:“既然是人,只满足本能需要并不能使他完全快乐;这些满足甚至不足以使他健全。”[1]

  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似乎忘记了或称遗失了自尊,心灵,爱以及真善美等普世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概念,能指的抽象的那一部分已被完全抛弃,表象即为真实,现象即为真理,可经验到的所指即为现实,从此再无精神性的本质可言,从而四层相对需要被人为地架空。人的那种先天的好奇心被否定,“怎么都行”成了人们处理各种事物的基本态度。人们只是盲目地消费,全然为了生存而生存。在这种满足绝对需要上升至人们生活的主体甚至是全部而相对需要缺失的状况下,人的存在状态无非两种:要么处于一种虚无之中,在空虚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对自己的价值定位,觉得人生无味,而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的德尔菲神庙的隽语“认识你自己”就真的成为了永远不可企及的神祗,于是颓废,消极待世——精神存在根植于人的内心,是人最为重要的特性之一,人是不能长久地承受无意义的虚无状态的,所以在潜藏在后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的世界中,人总是走向自绝,抑郁症和精神分裂也是这一时代的人最危险的心灵杀手。我把它称作“作为个体的人在后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

  (2)大众文化的单一性与个体丰富性的矛盾。现今是追逐个性的时代,但在平面化复制性的大众文化的影响下,现在的人却越来越没有个性,沦为了只知被动接受的缺乏创造性和批判性的“单向度的人”,给人一种无深度感。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代人对技术的依赖性,技术的发展使复制手段和拼凑手段更加的多样,也使复制行为本身更加轻而易举,更使一个个复制品更加趋于“真实的完美”。复制品的生产宣告了独一无二性和终极价值的寿终正寝,本真性的判断价值标准在后工业社会失去了意义。在趋同的大众文化的淘洗下,原本具有多向性的、非单一可能性的人越发的浅薄,丧失独立判断能力,极易被外部世界同化。阿多诺说:“个人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完全一致时,他才能容忍个性处于虚幻的这种处境。”[2]但他绝不会轻易容忍与之不同的或与众不同的真实的个性。当代大众文化正是致力于培植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性,它通过不断创造流行的时尚来把大众塑造成无差别的个人,如同一个筛漏或一副模具,致使每个幸存者都是那么的相似。复制的生活取消了具有全面可能性的人的存在,异化就诞生了

  (4)社会分工与多向性的人的矛盾。从某个视角上看,这一点也可概括为科层制与人的发展自由的矛盾。首先,社会分工是从人类社会出现便存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然而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期间,社会分工还不是十分明显,自然形态下的人们自发地进行社会初等分工,但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随着机械化社会大生产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分工越来越细化和固定化,尤其是到了后工业时代,虽然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人看似越来越脱离了生产活动,但在深层次上,人却越来越受制于这种更为精细的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往往不是出于人的主观意志,而更多是遵循着固定化的刻板呆滞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体系是人为地建立起来的,但却反过来制约着人,制约着人的发展。

  (5)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这对理性范畴是现代哲学理性主义的產物,然而作为“现代性的隐忧”,它却在后现代社会中发作了。韦伯说:“我们时代的命运是以理性化和唯理智化为特征的,其最主要的表现是‘世界的祛魅’,因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最终和最高尚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3]在韦伯的时代如此,在其后的当下亦然。

  在当代社会,人们并不以理想的价值来作为行为的目的,而是以现实的利益为追逐的目标,并在科学崇拜的背景下,相信通过计算的手段可以获得一切。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人只是单方面考虑行为的结果,精打细算地设计既定目的下的手段,而不顾及采取的手段的合法性,甚至不惜把人当做工具来达到他所要的目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目的至上、效益至上是人们处理事务的基本原则。工具理性捣毁人的内部世界,人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相应地,人与人的关系变了质,也变得越来越现实和功利。

 启示

  当代中国社会正致力于创建和谐社会,实际上,和谐社会的深层次标准便是社会成员的类本质属性健全。如果异化简单的说是人向着与自身本质属性相反的方向分裂,那么避免和弥合这种分裂自然成为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最重要和最艰巨的任务。虽然马克思的健全社会理论认为人的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但是其中的可控因素若加以合适的调控,人们的生存状态将会呈现出更和谐的景象。这就要求我们加大力度促进社会改革,日益完善各种社会资源配置,使得社会劳动分工更加灵活化和人性化,并创新和复兴文化,提升国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注重人文素质的推崇和教育。相信通过全社会各方的努力,我们伟大的中国梦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全面实现。

  作者:孙国锋

   注释: 

  [1]E·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2]陈学明等著《社会水泥:阿尔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第56页。 

  [3]转引自吴伟赋:论第三种形而上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M].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90页脚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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